我是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。人常说：母女最贴心，可随着年龄的渐长，我们母女俩心的距离却拉得越来越远。除了吃饱、穿暖、头疼、脑热什么的，母亲就像我生命中的一杯白开水。
在我读高一时，从业于计算机的父亲便早早地为我编好了一天的程序。一纸每晚不得早于12点上床的休息表，以黑体、一号字贴于我的床头。至此的一千多个日夜，我便不曾挣脱过父爱筑就的这只樊笼。
无数个清晨，一阵闹铃生生地把我从梦中拽醒，大脑便程序化地扫描作息表。5分钟上厕所，3分钟洗漱，一刻钟干掉母亲准备的、我却不太喜欢的早餐……
为什么上厕所只许5分钟？早餐不可以20分钟吗？我尝试着和母亲商讨，得到的回答永远是：“这都为你好！”而每每清晨对面阳台上，同学丽子玩“呼拉圈”，丽子妈报数的情景总让人难以释怀。我羡慕丽子的父母，丽子的父母总是让她放松心态，“修行在各人”，家长没必要严加管束，这是丽子父母的家教观。
1997年7月，带着父母沉重的希望和自己疲惫的精神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但我向往的学校和专业将我拒之于门外，丽子却美梦成真。
詹爱岚
哈尔滨的一位高三生告诉记者，她的一位同学的父母很聪明，高考在即，他们在同学的居室墙上写着倒计时牌，但上面写的却是：距离你去上海旅游还有×天（答应考完领她去上海玩），上面还贴着上海的风景画，然后每天给她讲一段上海的风光区及典故，我们笑着对她说，“高考要是考与上海有关的内容你就该打高分了！”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真正该给高分的是她的父母，他们实在太聪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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